悉達多是“不計真偽”的詭辯家嗎？

文/李威霆

在我們許多華人的印象中，歷史上的釋迦摩尼是一位慈悲為懷，心懷一切眾生的慈祥老人。所以佛教的教義思想自然是萬法歸宗，走的是懷柔種種方便法的修行路線，所謂十萬八千法門終歸於一。隨著這個認知所衍生的思路就是：修行要懂得包容一切不同的法門、包容一切是、非、真、偽，體諒一切有情眾生的心識造作、迷失錯誤、和各種業習情境下的身不由己。

慈悲與包容，當然是佛教的核心思想之一。尤其是站在世間“入世法”的角度來看，我們都基本可以認同上訴的思維傾向，是一種對人生、對修養、對交際，都是有著正向指導意義的“正思惟”。

然而，萬事萬物皆有其過猶不及的臨界點。當這種思路無限展延，並上升到對事物本質的哲學討論、並越界到“出世”範疇的討論時，事情很容易就變了味。

簡單來說，我們可以認為很多事情並沒有絕對的是、非、對、錯。很多道德判斷上的問題，如果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從不同文化背景來看、從不同動機來看，都會有不同結果的。我們不能太執著於是非和對錯，因為那是一個因人而異，而且很主觀的問題。在這些“人事”問題上，我們需要彈性、需要諒解、需要包容。

但是，如果面對一件事情關係到的不是人情是非，而是確切的“真”、“偽”，“事實” 與 “非事實” （True or False）的時候呢？我們是應該選擇儘量的去還原和分辨“真實”和“虛假”，認清“事實”和“非事實”，還是我們應該對是、非、真、假，抱持一種刻意不予以分辨的態度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這裡且不各抒己見，且直接參考歷史上有據可考的釋迦摩尼本人的態度。從忠於史實的記述來看，釋迦摩尼，那可從來都不是一位說什麼都好，談什麼都對的易予之輩。他也從來沒有說過所謂“十萬八千法門殊途同歸”的話。反之，從佛教早期的所有紀錄來看，釋迦摩尼是一個有著強烈反叛精神，對事實與究竟真相的追究近乎潔癖的思想家。

根據釋迦摩尼傳記裡的說法，還是王子時期的悉達多，首先是對自己所處的宗族社會義務做出最讓人難以理解的對抗，為了追尋真相，他背棄了生來的權力、責任與榮華富貴，選擇斷髮出家。接著從他四處尋訪名師，和修習修苦行的過程中我們可以見到，他並不盲信導師，盲信教義，反而是以一強烈的“批判性主義”態度，來對待眼前每一次修行嘗試。遇上不認同的方向，他先後主動地離開自己跟隨幾位老師和修行團體，並沒有採取 “別問那麼多，別想那麼多，乖乖一路修下去就對了”的態度。

從釋迦摩尼的這些行動中我們可以很明確看得出，他根本就不認為隨便跟隨哪個十萬八千法門，結果都一樣最終都是可以抵達他所要抵達的終點的。面對哪些是不合理、不靠譜的修行，釋迦摩尼是分辨得很清楚，而且非常決絕的。

不僅是去“分辨”那麼簡單，從他創教之處，直至團體逐漸擴大，乃至他入滅後整個佛教團體的發展，從來都對不認同的外教觀點是採取貶斥的態度。用詞彙的都是“不正見”、“邪見”、“外道” 之類沒有很包容的詞句。在釋迦摩尼還在世的時代，被認為的“外道”就最少有6種之多。他對古印度傳統的婆羅門教和沙門思潮都是持明確否定態度的，而佛教發展到後期，所謂外道就有數十種，上百種之多。

所以我們很容易去理解為什麼在佛教的故事裡，佛陀本身和會弟子不斷被其他教派的人加害，甚至殺害。目犍連被石頭砸死，佛陀被對手放醉象，派殺手迫害的故事都在告訴我們當時的競爭有多激烈。

不僅對其他的宗教（外教）佛教是採取“真理越辯越明”的姿態，透過傳道者到處與外教徒辯論的方式傳教。在佛教內部也有對內”辯經“的傳統，透過類似邏輯學的”因明學“，針對教理的合理性做辯論，以求去處不正確的觀點。因此‘’分辨真偽‘’本身就是修行核心。

這些故事裡的佛陀和弟子，顯然和目前部分佛教徒認為的所謂”大包容“，什麼法門都是殊途同歸的學佛態度是完全不同的。面對以上這些歷史事實，我們當然不能鄉愿的地去否定佛教自釋迦摩尼之始的這種“排外性”，而非要說佛教是什麼法門都接受，而針對什麼是事實去進行爭辯就是錯的。

我們剛剛提到，包容一切有情眾生是佛教”慈悲“的一面。但佛教的核心實際上是”慧學“。所謂”慧“，的內容就包括了去分辨真假，產生識別真相的智慧。智慧在佛教內部也常常被形容成一把”智慧劍“，劍當然是鋒利的，可以斬斷無知謬見的又豈是無爭的呢？

那麼怎麼到了後期，又會出現這類所謂的萬法歸宗、什麼都是真的、什麼又都是假的、什麼都可以是什麼的，這種給人一種感覺境界很高，卻實質上是在繞圈圈的”鬼打牆“思想呢？

剛剛我們提到，佛教不僅對外有所競爭。在釋迦摩尼入滅後，佛教僧團在繼續發展壯大的過程中從內部也出現了不同的派系，彼此之間也有對各種法義理解上不同的爭論。在佛滅後數百年時光的派系爭論中，舊的思想有所流變，同時也冒出了許多新的思想。

我認為其中最關鍵導致我們前面提到的問題出現的癥結在於；佛教核心思想從最初的“我無法有”，演變到了後期佛教中“我無法無”的過程。從那之後，一切似乎都亂了套，進入一個死循環。

如前所訴，當佛教思想發展到了後期。出現了所謂“無我法無”的空宗思潮。各派系的論師們為了競爭誰的修行境界更高，誰對佛法的領悟更深，於是在釋迦摩尼入滅後數百年間，引入了各種其他哲學學派的思想和「修辭術」，對一些釋迦摩尼在世時不討論的問題做了大量、個別的詮釋和定義。

其中一個影響最大的思想變化在於；在原始佛教中，佛陀認為我們的情緒和想法，還有對自我和事物的認知和看法，是時時刻刻，隨著條件的變化，也在不斷在變化的。所以不存在一個所謂絕對恆長、真實、不變的“自我”，因此有“無我”的觀念。在另一頭，佛陀卻認為，雖然“我”不是真實的，但這個世界卻存在一些真實的規律，比如，自然的規律、因果的規律、緣法的規律 、心識作用的規律。這些規律是真實的。

即便是佛陀本人，和所有他宣傳已經趨向解脫、和確定獲得究竟解脫的弟子們，無論是初果須陀洹、二果斯陀含、三果阿那含、還是和佛陀一樣已經獲得究竟解脫的四果阿羅漢，都不能違背所謂的緣起的規律、也不能無視因果規律。即便成佛或成就阿羅漢後，還是必須以特定的形式來承擔因果規律。

而佛教所謂的解脫，就是透過培養足夠的覺知力，去如實地洞見內心苦惱形成的條件和原因，以認清煩惱的構成的條件原因，這種看透事物本質的智慧，來達到分解構成煩惱的條件（十二緣法），並達到熄滅煩惱的目的。這就是所謂的“四聖諦”思想。

從這裡我們可以和清楚的認識到，在根本佛教時期，“我” 雖然是條件合成的，非真實永恆的。但，世界和心靈的規律和法則，即是所謂的“法”，卻是真實存在，而不能違逆的。實際上，佛陀更認識到，我們人生大部分的痛苦和煩惱之所以會形成，正是因為我們不認識這個自然的法則，妄想違逆自然的規律，所以自尋煩惱。 因此佛陀提出的思想和行為準則“八正道” 修行，正是為了能夠契合、順應自然緣起的規律，在思想和行為上遠離痛苦達的根源，達到寂靜涅槃的境界。

相對於根本佛教時代佛陀提出的“我無法有”，後來的派系鬥爭中出現了一個比較極端的思想派別，其思想即“我無法無”。也就是說，連緣法、自然規律、世界、全部也都是空的。 注意，這時候的主張實質上是已經演化到，認為可以用一種“高深”的想法，去覆蓋現實“存在”的五蘊身心感受，和客觀物質世界的規律。說好聽是空，說難聽就是駝鳥把頭塞進泥土裡。

說起來大家可能會覺得很熟悉，“一切都是空，空、空、空、無、無、無、空就是有、有又是空，所以不要執著”，再進一步說，“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菩提道的修行是“空”、五蘊心識是“空”、什麼都是“空”，（這樣說修行是多餘的？）這種說起來很奧妙，想起來很究竟的心智遊戲，在第一次接觸時，確實會給人驚鴻一睹的頓悟感。 這種和現實脫離的“思想”，也會給我們一時的“解脫感”。

這裡我舉幾個例子，譬如，你現在口渴，是因為你沒喝水。喝了水，口就不渴了。這就是符合現實的緣法。這種“現實”法則斷然不會因為你去想“口渴的感覺是空”的，口渴就消失了，你從此不用喝水。

譬如，你正在路上駕駛，眼前的交通燈剛剛轉紅，這時候你是不是可以用“境界”去想，眼前的交通燈是“空”的，是“假”的，其他車都是“空”的，是“假”的，進而繼續踩油門而不會撞上其他通道急衝出來的車？

再譬如，你昨晚喝高了，砍殺了A君。怨恨的因緣已經構成，事情會不會因為你去想，這一切都是“空”的、“假”的，而對方就不會報警或來尋仇，自己不用負法律責任？

顯然這都是不可能的，我們所能夠轉變的，只有自己的心，但不是外在的現實和規律。更不可能透過“想”的境界，把真實的自然規律、因果規律“想”成“空”的、“假”的。所以就不用去實際面對真實存在的問題，進行實踐上的解決。把一切想成空，是一種妄念。

由於這種“空無”思想脫離現實的本質，在面對真正的內心痛苦時，任何有內觀經驗的人都知道，它是無法幫你實際渡越煩惱的。不僅不能，這種思維還會導致一個很嚴重的錯亂，即陷入所謂的“頑空”境界而不自覺。所謂頑空，就是頑固的認為什麼都是空的，不僅認為主觀上的“是”與“非”是不存在的，連一切事情的“真”與“假”都是空的。

而這種思想上的混亂還有另一種很狡譎的表現，就是當我們立場上需要它是真的時候，就說它是真，而立場上需要它是假的時候，就說它是假的，不用去執著。比如我們需要他人服從規矩時，戒律就是真的，而且必須非常認真嚴格遵守。而但我們不想被戒律束縛時，就是“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所謂”獅子能夠跳過懸崖峭，兔子不能跟著跳“。戒律與我心中究竟就是”空“的，不需執著。

又或者，我們在跟人談論一件事情時，當對方說到對自己不利的事實，我們就以“空”來否定對方提出的事實。當我需要攻擊對方的時候 ，我們卻又以對方“執著”、“愚昧”為事實進行攻擊。這時候，試問，對方的“執著”與“愚昧”，為何就不是空的？既然是空的，我們又何須執著地去指責？這種鬼打牆、自相矛盾的邏輯在佛教徒的討論中是非常非常常見的。

所以我們很常見一些禪師說起話來顯得既圓滑，又分裂。說什麼都似是而非，而且自己永遠是對的，你不認同，是因為你境界不夠。你再追問，大師要嘛打啞謎，要嘛玩棒喝，故弄玄虛。

另外還有一些修行人，一方面嘴裡說認為“一切都是對”的，但是對其他人的見解又總是看不過眼，認為是“不究竟”的，總感覺要去“糾正”他人，處處要求他人“別執著”。卻沒發現如果一切真的在自己心中都已經是“無是無非”，那自己又何必“執著”於他人的問題是問題呢？這其中矛盾與邏輯混亂往往修行人本人是察覺不到的。

這類問題的根源，就出在於我們前面說的，受到佛教發展後期論師們運用的「修辭學」和各種哲學詭辯思想的混淆。我們把沒有絕對的”對錯是非“，這個主觀問題的概念過渡地衍生，衍生到連客觀規律的存在都否定了。而且還一併否定了‘’真‘’與‘’假‘’的實質性。當思維到了不以事實基礎做討論的階段，也就不存在所謂的理性智慧思辨。剩下的只有詭辯和空話。

回顧佛陀的時代，我們去想一想 。佛陀和他的弟子們在面對他們不認為合理、合法的思想時，究他們竟是採取“一切都是對的，一切也都是假的，什麼都可以”的態度，還是實事求是，該是什麼，說什麼，該批什麼，就批什麼呢？

如果我們跳脫佛教的視角，去看看古希臘的政治。當時尚未成熟的民主制度被希臘城邦主要的大哲學家所鄙視，包括柏拉圖和蘇格拉底都認為民主是一種壞政治。其原因正是我們前面提到的，不論國家的現狀實際的需要什麼，政客們都可以透過“修辭術”的詭辯，去把輿論導向自己的一番，而罔顧事實。

什麼是“修辭術”？亞里士多德說，修辭術就是“一種能在任何一個問題上找出可能的說服方式的功能。”修辭術不關心什麼是真正的對與錯、好與壞、善與惡，它只關心有效的說服方式，也就是如何用語言的力量來操縱人心。一般的平民百姓，普通信徒根本就無法分辨其中真相。

這就是為什麼，蘇格拉底對‘’修辭術‘’深惡痛絕，決心用‘’辯證法‘‘來對抗修辭術，用邏輯和知識來檢驗意見的真偽。從這一點上回看佛教思想的流變，我們是不是感覺到很熟悉？無論’‘我無法無’‘或’‘修辭術’‘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脫離現實、脫離邏輯在說話。歷史總是以同樣是形式在重複，思想爭辯史亦然。

說了這麼多，其實我想我可以做以下的總結。歷史上的釋迦摩尼既然有著目標清晰的教說和主張，也有清晰討論真偽的邊界，那他自然不是一位立場模糊的詭辯家。

他的目標不在說服你他是‘’對‘’的。在《卡瑪拉經》中釋迦摩尼明確表示，不要因為一句話是他本身或任何權威人士所說，我們就去接受。而是要懂得懷疑、思考、求證。釋迦摩尼的教法是‘’慧學‘’，目的是讓人們掌握自己思考“緣起”的能力，懂得自己去分辨煩惱的根源，這即是‘’慧‘’的內容。

而佛教的慈悲，是對人和一起有感知，有感受的生命。生命的痛苦來自對自身和世界錯誤的認知，要擺脫痛苦，就是要去分辨清楚，是要分別的，而不是把對“人”的態度用在對“事”之上，以慈悲之名把水攪渾，去刻意包容虛假和錯誤。

佛教認為自我是不實的，但世界的規律是存在的，並非不實的，而且是必須去認識的，所以才有修行的必要。至於那“未知”的？何不參考“十四無紀”裡釋迦摩尼的態度？

“對有情眾生寬慈，對虛假事物較真，對未知萬物則保持緘默 ”。即便我不是佛教徒，也能從此獲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