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威霆
上週的《佛山論劍》，大家探討的是釋迦摩尼的「叛逆性」問題，開啟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腦洞窗口。本文為我當天所分享內容的整理。
說起叛逆，一般所指就是一個人的行為對既有文化、習俗、傳統和權力結構的反叛。簡單說，就是說對現有社會行為規範的反叛。
叛逆這個詞，和反叛、背叛，質感還不一樣。在當代這個講究個人主義，個性解放的時代，叛逆，更像的是一種褒義詞，是一種有主見，有性格的人格魅力。
既然是褒義詞，那就難免落入老子所說「智慧出，有大偽」的人性規律陷阱中，人們下意識在表現自我的時候，就有可能傾向將自己表現得有點叛逆。這點，作為現代人的我也未能免俗。
叛逆這個詞還有一個屬性，就是它的「迷惑性」，它可以將原本可能對社會而言是負面的事物，賦予一重高尚的獨立精神，成為自我開脫的好工具。
比如，迷因般的奧修被稱為“叛逆的靈魂”， 他的叛逆，具體表現就是反對一切的傳統誡條，無節制享受一切慾望。他可以擁有90多駕羅斯萊斯，每個月要過上當時幾十萬，乃至上百萬美元物欲橫流的生活。
這種人物如果只是一般富豪，人物評語顯然是不會很高的。偏偏他是一位靈性導師，這樣他越是偏激的顛倒行為，被灌上一句「叛逆」，無數人反而就被迷惑了。
再比如現在也存在一部分的出家人，以「叛逆」和「打破傳統」為榮。每日山珍海味、穿金戴銀、大房大車、私生活混亂。反正「叛逆即正確」嘛，在現在這個時代背景下，說得過去。
日本室町時代著名的一休禪師，他也很叛逆，活到老仍整日流連妓院，亦癲亦狂，迷戀歌姬，幾近到了老子所形容「遺聖絕智」的境界。同樣的，他的行為在被灌上「叛逆」一詞後，人們就覺得都是可以接受的了。那是一種境界嘛。
不可否認的是，當今佛教界有很多人會認為些行為，是一種所謂「維摩詰式」的超然境界的表現。
作為一個普通人類，我是看不出大師們示現這種放縱的身教，對於一般連慾望都還未能擺脫的群眾，究竟有什麼指導意義。只要有權有勢，還需要你們用身教來教導眾生怎樣放縱嗎？
說白了，這種表面上對傳統的「叛逆」，它實際上是在「隨順」你我販夫走卒的慾望而已，並沒有什麼叛逆性可言。
叛逆，就像文藝復興時期著名畫家卡拉瓦喬筆下那道迷人的酒窖光；朦朧、神秘、有性格、高尚、禪意、文藝範，還能為自己的一切的劣行開脫。也難怪許多大師們都很愛表現「叛逆」。
叛逆這個詞還有點像是科學概念裡的「演化論」，像一個政治沙發，每個人都有自己一套詮釋它的方法，任誰坐下去，這個沙發就變成誰的屁股的形狀。
如果我們要透過「叛逆性」去認識佛陀，首先就要警惕叛逆這個概念的「迷惑屬性」。不能看到叛逆的大師就感覺是有性格的，反抗傳統的，好樣的。而是要看他透過叛逆，完成了什麼？建立起了什麼？
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一開始的問題；所謂佛陀的叛逆性，他究竟是在叛逆什麼？這種叛逆為什麼值得討論，它對我們又有什麼意義和啟發？
我們常說，佛陀的出離，是對當時社會所賦予他的身分的一種反叛。佛陀的中道，是反抗當時的極端苦樂修行的沙門主義。佛的平等，反抗的是當時印度社會根深蒂固的種姓制度，甚至後來讓「女性」也可以參與類似僧團的生活。
我們應當看到，這些都是釋迦摩尼這個人物，在面對當時印度婆羅門社會時的一種非常堅定，有魄力，可圈可點的反抗和突圍精神。
然而，我們也應當看到，這些對傳統婆羅門教的反抗，也不是當時沒有其他人在做。先發於佛教的「沙門思潮」，它的本質，就屬於當時印度新興崛起的各種宗教哲思派系對婆羅門信仰和傳統的反叛。
許多佛陀所做的叛逆行為，其他諸如尼乾子馬哈維拉等六師教派也在做。這是因為在同一個社會風氛圍下，所趨同演化出來的思潮會有的一些共性。就好比鳥類、蝙蝠和飛魚雖然都是不一樣的動物，但為了適應飛翔，都會趨同演化出類似的翅膀。
除了具體的叛逆行為，「叛逆」精神在不同教派的「理論」激烈競爭中，也很容易衰變成一種維度更低的「槓精文化」。
所謂槓精，就是為了證明自己的見解更高明，其他人無論說什麼，他本能的都要反對一下，來證明對方是錯的。這屬於是「為了反對而反對」。
你說「有」，她就要說「空」。你說「空」，他就一定要說「有」或其他。你講東的時候，他就談西，當你說你方教主的靈魂很老，轉世有幾十萬次，那他就要轉世幾百萬、幾千萬次，幾十億劫，乃至幾百億阿僧祇劫。結果就演化出三千大千世界的恆河沙數了。
不然你以為經典裡那些毫無現實意義的天文數字從哪裡來的？這是當時印度論師的壞習慣，不要被迷惑了。
這種情況，在辯論文化盛行的古印度「論師」激辯場景中。是很常見的事情。儘管很多時候所討論的的課題，是一些跟實際經驗完全無關的事情。
事實上，無論是當時的佛教還是其他哲學派系，一旦討論到超出在體驗上大家能夠產生共識的什麼本體論、形而上等等哲學命題，就是自說自話了。因為這一類討論，不僅不是建立在證據基礎上，還偏離了一個對自己的感覺真實的人所願意討論的範疇。
說到這裡，感覺好像要討論釋迦摩尼的叛逆，怎麼變得有點困難了是吧？
的卻，不過我還是得姑且一試，試著從釋迦摩尼當時除了隨沙門思潮的大溜，反對婆羅門之外，他還反對了主流沙門思潮裡的哪些內涵，並且，他又是如何給出建議？試著找出釋迦思想和其他派系之間的「不共性」。
我這裡主要挑出佛陀的兩大叛逆；第一，釋迦的無記。第二，釋迦對人類心理當中那個最根本，最究極的「生存焦慮」的叛逆。
先說第一個我認為的大叛逆，釋迦的無記。無紀，是不解釋，不回應，不重要。這個態度決定了釋迦摩尼他既不是哲學家，也不是宗教家。
很多人說，釋迦摩尼所提倡的學說是一種哲學，而佛陀是一位哲學家。私以為，用哲學家來形容佛陀，並不是太恰當。因為，釋迦摩尼對於哲學家最經典的三問；我從哪裡來？我是誰？我將去往哪裡？的回應，都是明顯規避、不具體回應的。
他說，你從因緣裡來（也就是自然裡來），你並不是誰（無我），你也沒有去哪裡 （熄滅、如來）。這顯然是超出自然哲學的維度的。
另外，釋迦摩尼的「十四無記」，或稱「聖默然」，可以說是「精準導向」的迴避了所有哲學上本體論的問題，什麼靈魂、物質本體、宇宙邊界、我是不是永恆，這一切形而上的問題，佛陀一概不回應。
而恰恰是從他所不回應的這些問題裡，我們看到了他的最亮眼的內在價值，即；絕對忠於自身體驗以內的真實，對體驗之外的「未知」，不打誑語。重感受，而輕思辨。
因為作為一個生活在古印度的古人，在單憑五蘊感官知覺，沒有現代實證科學的輔助下，去談那些大眾體驗之外的宇宙，對解脫是沒有意義的。釋迦能在談論這類問題時，做到這種節制，那是真誠的。
試想，我們頭殼裡就兩顆拳頭大的一課大腦，怎麼會妄想去窮盡外在宇宙的一切絕對真相，而且還敢妄議呢？
所以對於古希臘諸賢所討論的哲學問題，佛陀是明確、精準規避，不討論的。說他是哲學家？我看他不會認同。
另外也要說明的是，釋迦的「不回應」，和當時印度六師沙門其中一派散惹耶.毗多梨（Sañjaya Belaṭṭhiputta）的對一切事物都持「不可知論」、「懷疑論」在本質上是有區別的。
懷疑論和可以理解為一種哲學思想，比如科學科學主義就帶有懷疑論的元素。但釋迦的不予以回應，不是持懷疑態度，而更像是一種「沒興趣」，或與「解脫無關」強烈表態。
既然說釋迦摩尼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哲學家。那如果說他是宗教家呢？他也不提倡祈願、拜神、念咒、神學問題，反而說緣起和無常。
這就很奇怪了，正如馬克思.韋伯（Max Weber）所說的，在人類經歷理性主義洗禮「祛魅」之前在古時候，這一類關於宇宙鬼神，萬物聯繫的認知，是人們普遍認為理所當然的世界觀。一位精神領袖或祭司，給信徒一個萬物有靈的自然次序宇宙觀，試圖找到對自然萬物的控制感，進而獲得安全感，這是再自認不過的事情，信眾也不會去懷疑你。
但，釋迦摩尼偏偏就是有這種底氣，堅守「沈默」以回應。這說明他明確的知道，這些知識，和自己所提倡的「涅槃體驗」沒有直接關係。他也不希望追隨者崇拜外力。
所以說他是宗教家？也還真的說不上。他完全可以一拍腦袋編一個邏輯自洽的神話體系給你爽，但是他也沒有。所以，他真正駭俗的叛逆性，其實表現在這一處。
釋迦摩尼的學說，是對當時整個世界兩大認知體系；宗教體系與哲學體系的根本叛逆。
再說我認為的第二個叛逆； 是釋迦對人類根植於基因裡最根本的「生存焦慮」的挑戰。
用美國著名的宗教學者斯提芬.葛斯畢（Steven Gosby）在他的名著《民族主義》一書裡的觀念解釋，為什麼每個民族都本能的會有一種危機感，和無法抑制的想著要擴、繁衍的衝動？
為什麼我們無時無刻，都要擔心人類的生存，要害怕死亡，要害怕無法延續？可以說，人類從有歷史記載以來所做的一切事情，其底層的推動力，都來自同一個動力，即所謂的「生存焦慮」。
「生存焦慮」猶如每個人內心靈魂裡的宇宙背景噪音，無處不在的影響著我們，人與自己之間的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乃至今天國與國之間的競爭，甚至，像伊隆馬斯克為什麼要討論移民火星這樣的問題？ 這一切人類行為底層的驅動力，實質上都是我們的一種「生存焦慮」，在回應我們對所謂「自我消亡」和「亡國滅種」的焦慮。
「我」要存在，「我」要延續，「我」不可以消失，「我」的後代族群必須延續，這種無意識，深植於基因的本能精神反應，因為無時無刻都在反應，猶如魚在水中，以至於有些人甚至根本就不會去意識它的存在，也不會意識到自己的許多行為，本質上是在被這種焦慮所驅使，更不會去懷疑這個焦慮是不是合理。
而佛陀的第二大叛逆，正是在向這個人類精神結構當中，這個最隱晦的底層焦慮正式宣戰。他直接去懷疑人的這個情緒是不是合理，懷疑這個永恆的我是不是只是一種妄想。他說，「非我」。
可是，人如何能戰勝人性？葉子如何能戰勝根系？浪珠如何能戰勝海洋？向生存本能宣戰，是極其危險的。隨時就會滑向兩個極端；或因為絕望，而乾脆自我毀滅的形神俱滅「斷見」。或放任自流，也就類似順世派主張的「常見」。
面對著頭幾乎只有絕望才能戰勝祂的生命之獸，釋迦摩尼，在自己修煉中所培育出來的平衡和安穩精神內，找到了突破口。他所採取的方式並不像當時其他沙門的派系，以消極的隨順或完全否定生命意義，乃至通過放縱、自殺，這種。玉石俱焚的手段。
而是透過培養清醒的意識，突破自我，突破理性與感性兩腦的禁錮，反過來用「覺知」馴化了理性和生物本能。
這就頗具前瞻性了。用《自私的基因》的作者理查德·道金斯的話來說，我們人類雖然和其他動物一樣都只是住在我們身體裡面的基因的載體，都在被基因的意圖所驅使，但所幸的是，我們人類在漫長的演化中發展出自覺意識，而這種「意識」，容許我們比其他的動物更有能力去對抗我們那些最原始的、動物性的基因本能。
簡單說，就是透過培養覺知，我們比其它植物和動物有能力去反叛，去超越那深植於基因的枷鎖和行為模式，進而成為自己的主人。所以能制服人性之惡的良知，在英語當中叫做Conscience，從有意識Conscious 而來。
再看釋迦摩尼提出的「慧學」解決方案，主張透過培養覺知，再用覺知觀察苦、集、滅、道的緣起，追求他所相信的所謂終極涅槃。這個所謂涅槃所要突破的，不就是那個人類最隱晦，最深層的焦慮嗎？這點，才是我認為釋迦摩尼最深刻的叛逆。
如果叛逆只是為了叛逆，釋迦摩尼也不過一介槓精而已。
釋迦摩尼之所以是影響一個時代的人, 那是因為他的這種挑戰和突破所帶來的結果，並不是消極的隨波逐流。他也沒有用這種叛逆來合理化縱慾，來合理化惡行。
釋迦摩尼的叛逆，是對物質慾望主義的反叛。他並沒有叛逆人性的真、人性的善、人性的美。而是最後提出「八正道」的生活方式，積極的去實踐生活的意義。
這樣也就看得出，佛陀的叛逆，關鍵不在他對外如何反抗當時的社會和人文環境，而是一種對內的自我革命，自我突破。或者更好理解成 一種inner revolution。用「覺知」，也就是意識的觀察、觀行、觀照，反過來挑戰和馴化我們最深的恐懼和無名，也就是我剛才說的「生存焦慮」。
兩千五百多年前釋迦摩尼實際在做的事情，是透過提倡慧學，透過培育覺知，去重新認識我們本性裡最隱蔽的「生存焦慮」，乃至去重新定義我們人類的天職。這種叛逆，才夠逆天嘛，不是？
Art work by : Raven Kw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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