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Peter Watson的思想史讀到這一段，不禁想起大約一年多前有人對我一篇文章內容的反駁。對方的說法是；兩千五百多年前的古代世界最能代表理性的哲學家不是古希臘的自然哲學家，而是中國的孔子。又說，中國古代早就有科學，科學並不起源於古希臘。
說真的，我也認同關注社會人倫關係，說出「子不語怪力亂神」和「敬鬼神而遠之」的孔子非常理性，甚至比絕大部分古希臘哲學家還理性。我也認同中國古代有許多的運用科技。
不過客觀上純粹的「理性」和「自然科學」依然不起源於古代中國，而是來自今天的土耳其西部沿海愛奧尼亞地區（Ionia），當時的愛奧尼亞屬於古希臘愛琴海文明圈。自然哲學家泰勒斯（Thales）是人類歷史上第一位真正意義上的自然科學家，他是第一位用「邏輯」，而不是訴諸「神秘力量」來解釋自然宇宙現象的人。
其中最具體的表現就是泰勒斯能夠精準的預測日食，說明解釋自然界的現象不需要透過神話，一切自然現象是可以被人的理性所認識、檢查、和預期的。
泰勒斯的弟子阿納希曼德（Anaximander）也來自愛奧尼亞，他甚至早於達爾文兩千年前就提出人類不是神的衍生物，而是來自水中一種類似魚的生物變化而成的構想。他們的這些思想後來啟發了另一位又是來自愛奧尼亞的自然哲學家德謨克拉特（Democritus），促成了歷史上第一個唯物主義思想「原子論」的誕生。
即便古希臘自然哲學家當中最「仙家」的那位畢達哥拉斯，人家也在兩千多年前就提出我們所居住的地不是平的，是一個完整的「圓球」，而且還認定月亮本身是不會發光的。這些都是透過存粹的理性能力所獲取的知識。
界定「理性」和「自然科學」的標準並不僅僅只是看人能發明出什麼工具，而是人如何去認識宇宙的本質。就像我們相信我們人的理性可以認識宇宙的力學，並透過具體的數學工具精準的幫助我們計算飛抵火星的所有運算，這過程當中的每一個環節都無需某種不可知的神力，或神的意志的介入。
這是讓古希臘人脫胎於其他古代地區的人群的關鍵因素。書中這一頁的內容提供了愛奧尼亞地區為何能產生如此之多的人類驚世奇才的三大原因；
一，政治上的自由。
二，海洋文明對外頻繁交流貿易所帶來思想上的開放。
三，鼓勵質疑和思辨、辯論的環境。
可見導致人才湧現的關鍵因素不是什麼人種、種族，而是思想的環境。就和什麼樣的池塘決定你能養怎樣的魚群一樣，是整體生態環境所致。
可嘆的是古代中國在同一歷史節點的春秋時代，也曾出現過百家爭鳴，多元主義思想蓬勃發展的黃金時期。可惜這一切在秦始皇大一統的那一刻戛然而止。任何形式的意識形態禁錮和「統一」，都會導致創意生態的窒息。
直至今天，放眼看全球科研和思想界，成就斐然獲得最多諾貝爾獎的，依然是代表自由主義的美國、歐洲世界和亞洲的日本、台灣地區。越是自由，越是尊重個人權益，鼓勵多元共存，允許多種聲音，允許批評，允許自由競爭的環境，就越能產生真正具有創意，並有著獨立個體尊嚴的人才。
反觀近年來的中國這一生態池塘，作為獲得諾貝爾獎比率人口最低的國家，創新能力僅停留在口頭政治宣傳層面，人才大量外流。這不能不說和它封閉高壓的政治傳統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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