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威霆 (刊於新語絲「牛肆」2/8/2021）
前些時候浙江大學的大寶貝黃河清教授在他的“以圖鑑史”講座會上提出；世人所謂西方古文明，包括古埃及的金字塔、兩河流域的古城遺跡、楔形文字等等考古證據，皆是最近兩百年西方人“偽照”出來道具場景。
這一場國際大陰謀的目的，據他說是為了打壓遠在東方的中國人的民族自信。
在這位曾經旅居法國十年的黃教授口中，除了上古時期歐洲、中亞、北非等地的所有的文明遺跡全都是後人偽造的，就連西方所謂的“文藝復興”都未曾發生過。一切今天我們所見到的文藝復興藝術作品，都是一批近現代西方人的偽造品。
目的？還是為了打擊中國人的審美文化自信。
根據黃河清教授的說法，人類文明的真正起源地是黃河和長江流域，而中華文明才是世界文明的真正起點。其實，黃教授所謂的“大發現”，不過就是在所謂‘’疑古學派‘’的爛帳上再添一筆。
只不過一次人家黃河清手上是拿著新‘’證據‘’的；他試圖用一系列西方遺跡的‘’相片‘’及古代文學的“畫作”比對，來論證整個西方古文明其實全都是後人虛構出來一場騙局。
好了，關於黃教授各種質疑西方古代文明存在事實的‘’偉論‘’，在網絡上早已逐一被人用數不盡的證據批駁得體無完膚。推薦大家在“知乎”上一搜“黃河清”，便能見到各項精彩絕倫的長篇駁斥。
不過在各種批駁中倒是有一條好似被漏掉了，至今猶未見有人談及。那就是黃教授從“農業文明地理決定論”出發的分析，也是支撐他“世界文明起源於中國”的重要“論據”。據他說， “只有黃河流域廣袤肥沃的地理條件，才真正適合農業文明的發生。”
同時，黃教授還說了“翻開地圖一看四大文明古國，什麼尼羅河、兩河流域和印度河？那種高溫、亞熱帶、沙漠氣候的貧瘠地理環境，哪裡看起來像是文明的發源地？
在黃教授的文人浪漫想像中，顯然只有像黃河長江流域這種氣候宜人、土地肥沃的地方，才能像伊甸園一樣，湧現出豐饒的各種農耕植物，才更有可能是人類農耕文明的發源地。
我們這裡的福建人有一句調侃人的口頭禪說 “強就好，莫要假強。”黃教授在試圖跨界討論人類文明起源問題的時候，卻忽略了有很多人類糧食的原生地壓根就不在中原大地上。
在現實中，除了大米、水稻、菽、黍、稷這一類目前已知可能原生於中原大地的穀物。那些在更早的大約9500年前就被人類馴化的小麥、大麥、豌豆、小扁豆、蠶豆，甚至高粱，等等人類主要的“種子作物”，很多恰恰是需要在當時甚至比今天更加乾旱及嚴酷的埃及尼羅河、西亞新月沃地、印度河流域，等等嚴酷環境下才能演化出來。（當時適逢末次冰期之後，許多地方的海平面比現在還低）
這裡順帶一提，即便是華夏民族的主食水稻，它的原生地也不是在黃河流域，而是在長江中下游一帶，也有說東南亞一帶。
因此黃教授的“人類文明中國起源論”從一開始就沒有辦法解釋的問題是，“如果人類文明起源於中國，那麼為什麼那些早於稻米被馴化的其他主流穀類作物，卻不起源於中國？”
我們都知道，農業文明的形成，是人類定居，形成城市生活的先決條件。沒有城市生活，就無法形成更大的社會分工協作，也就無法形成更豐富複雜的文化活動。反之，有了農業文明和聚居生活，為了管理和調配資源，就不會不自然發展出各種自然知識、符號文字、天文曆法和其他社會和人文知識。
如果說中國是世界文明的源頭，那麼又是誰？在哪裡？比中國更早的用了幾百代人的時間來馴化這些“境外穀物”？那些農業發達得更早的其他民族，經歷多代的農耕馴化植物，難道就沒有發展出文明？而是像黃河清教授說的處於“蠻荒”？
從生物演化的角度來看，事情也不如黃教授想像的那麼簡單。人類祖先在選擇馴化什麼植物作為糧食的這個問題上，其實是有著一套嚴格標準的。
對於從遊獵生活過度到農業定居下來的古人來說，除了選擇種植那些不能長時間保存的時令類鮮果之外，對於人類需要面對的嚴酷四季變化而言，更重要的任務，是去選擇一些內涵豐富營養和油脂，可以乾倉收藏的“種子類糧食“進行馴化。
因為植物的種子原本就是植物自身儲藏大量資源，準備給後代發芽時備用的能量包，所以營養豐富，能被人食用的種子有很多。但是，那些些能被人類祖先選中來馴化的多種籽類植物，還必須符合一些基本條件。
比如，它的種子必須是在成熟後還能掛在植株之上，方便人類採收，而不能是剛一成熟就種子掉落滿地的那類植物。還有，從播種到收穫的時間要短的植物。還有，要選擇那些可以食用的部分佔整株植物的比率高的植物。
那麼符合上訴性徵的植物，會在怎樣的環境下演化出來呢？
在自然界當中，無論是動物或植物，它們一般都是依照兩種演化策略來進行繁衍的；
一，在相對溫和，資源豐沛，又沒有什麼威脅的環境之下，生物傾向於發展出“優生少生策略”。
即，少生後代，將資源及時間集中投資在培育這些後代上，好讓這些精心栽培的後代在當前環境中，更好的競爭生存與繁衍的機會。比如人類、鯨魚等高的動物即採取此一策略。
二，多生策略。在嚴酷的生存環境中，生物傾向於早熟，快熟，壽命短點無所謂。但是一胎生越多越好，比如魚類和許多昆蟲類就是採取這種策略。
那麼如果一胎生幾萬，乃至幾十萬個後代，即便99%的後代還沒長到性成熟就被捕殺了，也還會有不少倖存下來的後代可以繼續物種的繁衍。
顯然，今天撐起人類農業文明的許多穀物類植株，包括歐亞地區的大麥、小麥、甚至美洲的玉米，這些植物他們的原生型態也都是那些像狗尾巴草這類，生長週期短、種子多的禾本科植物，也就是上面提到的第二類植物，那些為了適應較為嚴苛的自然環境而演化出來的植物。
而非黃河清教授簡單的憑直覺想像的那類，在水草豐美的“黃河伊甸園”這樣的肥沃環境中會演化出來的植物。
另外除了上訴原因之外，人類選擇馴化和培植什麼植物作為主要的囤糧，還有一點很重要的講究。那就是會儘量的選擇那些能夠做到“自花授粉”的植物。這是為了確保每一代的作物性徵，都能夠穩定的被傳承下來。絕大部分我們現在食用的穀物類，實際上都屬此類“自花授粉”植物。（水稻、小麥等只有1-4% 異交率）
同樣的，還是要在北非、西亞等近沙漠地區，自然環境相對嚴酷的條件下，植物才會不得不選擇透過“自花授粉”的方式來繁殖後代。因此，這也和黃河清教授想當然耳以為的“農業文明起源於中原地區” 理論完全相悖。
從考古證據上看最早的農業起源地，學界大都同意是在前述的新月沃地和尼羅河流域的一些早期城市遺址。那裡就出土了最早出現的城市加泰土丘。人家早在七千多年前就開始栽培各種穀物。
考古學家在現今土耳其周圍的區域也發現了一萬多年前的半馴化的小麥，和其他作物的遺跡。另外近期考古研究也發現，早在一萬兩千多年前，以色列地區的人民就學會了用葡萄和大麥釀製啤酒呢。
所以，那些早在其他地區就被馴化的穀物，無論從原生地的考古證據上來看，還是從傳播的時間線上看，怎麼算也輪不到是從“中華大地往西傳播過去”。反過來則合理。
還有一點我們前面提到的，農業文明的發展，是產生定居的城市文明和其他更高級的文化活動的基礎。如果人類的農業文明是首先從主要以水稻作物為主的中國傳播到中亞和北非，那怎麼其他西方的古文明，就沒有發展出一段以稻米為主，然後再過渡到其他作物的農業考古痕跡呢？
反倒是中國自古以來所食用的穀類當中早就有“西來品”。早到《黃帝內經》的時代就已經有記載的五穀；稻、麥、菽、黍、稷，當中的“麥”就是西來品。不懂黃教授知不知道？
再從現代基因科學界基本已經公認的“人類起源非洲”論來看，智人原本最早也是從非洲走出來，再往東和北東方向遷徙到世界各地。
在沒有文字可以傳承知識的數萬年時光裡，人類任何知識的隔代積累都是極其困難的，往往只能傳遞簡單的生活技巧。農業經驗的積累，則是需要很多代人在同一個環境下的長期觀察和紀錄才能形成。
相比起需要用幾百代的時間不斷的族群分裂、慢慢移動遷徙，才逐漸到達華夏大地的族群。如果從經驗積累和迭代的角度來看，難道不是那些早就多代定居繁衍於北非、西亞等地區，有更多的時間在同一個自然環境下生活，有利於知識和經驗代代疊加的地理族群，更應該首先發展出文明嗎？怎麼會是後來者先到呢？
說到這裡，我們姑且發揮想像力，退一萬步來說吧。我們假設兩百多年前的‘’西方人‘’真的神通廣大到能夠預見未來中國的崛起，進而在一夜之間發動大神通，用水泥灌注的石塊在埃及建造起92座金字塔，再大手筆溶他幾百斤黃金打造精美的文物，埋在金字塔裡送給埃及政府。然後再到希臘和中亞各地建造一堆古蹟送給當地政府。
我們假設上訴這些陰謀都是真的好了。但，兩百多年前的‘’西方人‘’，總不至於神到能奪天地之造化，連物種和大自然之間需要用幾十萬年，上百萬年才能演化出來的“性徵證據”也能做假吧？他們真要有這種能力，那不是妖精就是外星人了，還怕你中華文明幹啥？
除卻這些荒謬至極的邏輯，僅從前面提到的，從植物演化的科學角度去看黃河清教授的“世界文明華夏起源論” 就知道這位“學者”的通識知識和治學嚴謹性在什麼水平。
不過，這件事情我們倒也可以換一個角度來看。在這些荒謬面前我們不得不問的一個問題是；一位受過嚴格學術訓練的大學教授為什麼要這麼做？
或許事情沒那麼簡單。也許我們不該忘了老祖宗的預言，所謂 “黃河清，聖人出”。不能以一般的眼光去看黃河清教授這個人。
歷史上多少聖人的行事不是矛盾反常的？就和那光一樣，具“波粒二相性”。提出世界的本質是荒謬的尼采就說過，“我的時代還沒到來，有的人是死後才出生的。” 或許，我是說或許，這個世界還沒有辦法理解黃教授的苦心。
從黃教授隨意找出幾張相片做一下對比，就想以一己之力，掀翻無數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們嘔心瀝血發展了幾百年的人類史學大廈的行為來看。他的卻極有可能只是在透過一種反串行為藝術的表達，想帶出某種民族反思，是高級黑。我們可別忘了他是學藝術史的，不能用世俗的邏輯來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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